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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教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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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然和小昕

小然和小昕去爬山。
山是那种苍苍茫茫的山,没什么大树,荆棘和草木杂然其间的典型的南方次生林。
路是很不典型的路。几十年前砍柴的人也许是必经的要道,因为还有时断时续的石头铺的台阶。但是——一路走来,看不到人类活动的痕迹,居然没一丁点垃圾——路只能说隐约可见,多年没人走,地上全是松针和松球,枝桠横生,人都得护着自己的脸。
小昕一路叫着:“快点呀,到了没有啊?累死了!什么时候能休息啊?”
他的知识也很丰富:“草里边有蛇的,蛇是有毒的!蘑菇可不能去採,有毒的!刺不能划到手上,有毒的!”
他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,山里来得太少,以为山就是一个各种毒物的大仓库。
小然不声不响地爬山路。走到半山腰,说:“爬山还有点意思,比汽车开到好玩。”

小然和小昕要睡觉了。
山里的房子本来通电的,被雷公打掉了。电话打给电工,电工说:“不可能为你一户人家来一趟,等多几户再来!”在偏僻的山里,电工是比菩萨还要厉害的大人物,菩萨天天露面,电工是轻易不出现的。
于是没有电,蜡烛也差不多耗尽,正好可以早点睡觉。
小然在那里叫:“妈妈!我要你来陪我睡觉!你不睡我也不睡!”
可是妈妈还想在楼下黑暗中坐坐。说黑暗,其实面对山下的万家灯火,确实让人流连。
我到楼上去暴力镇瑞脑消金兽压。强行夺走小然手中的电筒,强行闭上他嘟嘟囔囔的臭嘴,他也没办法。
小昕在旁边说:“我是不怕的,我一个人也能睡,我睡在哪里都没关系的。”
关于睡觉,小昕体现出训练有素的一面。

小然和小昕去挖野菜。
我们去挖的是桔梗根和茅草根。茅草根我们每年都要去挖,有润肺清喉之功效,还能止小儿出鼻血。桔梗根,是小昕看我的一本关于野菜的一本书,说清炒桔梗能化痰。大概他鼻炎严重,深受痰之苦,所以对挖桔梗根爆发出巨大的热情。
书里介绍说:桔梗三丝,桔梗丝、青瓜丝、胡萝卜丝。我想象着,三种颜色炒在一起,就算饱的不是口福,也算眼福了。
小昕很能干,对挖桔梗很在行。对茅草根就懒得动手。挖到肥肥的蚯蚓,一把捞起来,表现得很有胆识。
小然兴趣不大。也许是跟着我们老做这种事,没有新鲜感;也许是他的兴趣点不在这里。我也好纳闷。

小然的兴趣点在游泳。
连接赶了两个小水库,都因饲料养鱼不能游泳,小然都要急得生气了。他瞪着大眼睛爆跳如雷:“干嘛养鱼啊?鱼有什么好啊?我最讨厌鱼了!”其实他最爱吃鱼。
小昕只有夏天游泳的经验,秋天里的游泳,他真不知道是怎回事。
马棋剑也来了,他是一个运动家。
后来我们还是赶到渔溪坑,一条浅浅的清清的小溪边。等我锁好车,三个孩子早在岸边把自己脱个精光,不顾秋天的凉意,扑腾扑腾玩开了水。旁边二十多只吃草的羊,都被他们弄迷糊了——奇怪,游泳季节不是过去了吗?
马棋剑在水里能自由泳,能潜泳,能打水仗。小然怡然自乐地享受着初学潜泳的快乐。小昕不会什么,但他在冰冷的水里也很快乐。
小然7岁,没去学校上学。小昕11岁,小学五年级。马棋剑9岁,三年级。运动能力马棋剑第一,小然第二,小昕第三。知识丰富小昕第一。是为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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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好的故事

昨晚看杨德昌电影《恐怖份子》,到12点,关掉电脑沉思,突然明白了什么是好的故事。
好的故事里边的人物,每一个都是正常不过的人。人都是趋利避害的,人都是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,人都是努力保持自己的理性,但是时时有突破理性的冲动。几个正常的人处在一起,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,突然爆发一件极不正常的事情。这个时候,看故事的人,自然而然不会以为是那几个人出了问题,自然而然去想: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?
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故事。

《恐怖份子》的线索一开始如迷雾,到结果一出来,异常清晰。一个男人(李立中),单位的好员工,家庭的好丈夫。结果,妻子离他而去,职位不能升迁,沉重的打击接踵而至,最终只能杀人,成为“恐怖份子”。
站在李立中的角度思考问题:
“我深爱着妻子,家里什么都依妻子的。妻子要辞职写作,好的;妻子要不写了,重新到社会上做事,好的;妻子遇上了老相好,给自己戴绿帽,认了——最终妻子还是跑了,跟着别的男人走了。”内心的精神支柱坍塌了。
他对好朋友说:“男人么,最要紧的是事业,其他什么都是假的。”在升迁组长的当口,主任问自己:“你是不是家庭出了问题?”“没有!”“你妻子是不是离家出走了?”“没有!”社会上的颜面是要拼尽全力去维护的。最后,竞争对手小金做了组长,又想找主任讨个说法,主任避而不见。披在人身上的这张皮撕裂了,人活一张脸,脸没了,不要活了。
站在李立中妻子的角度考虑问题:
她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。和李结婚,是为了结束一成不变的职业生活,求得一个新的开端;想要孩子,也为了一个新的开端;要孩子不得,开始写小说,天天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,想要逃避生活的沉闷;小说写不下去了,又要到社会上去。她对李说:“对你说这些,你懂吗?你不懂!说什么你都不会懂。”她苦闷,她奋力地向生活抗争,但是生活回报给她以痛。
站在李立中上级的角度考虑问题:
明明李立中家里出了问题,李日日心不在焉。出了问题还不算顶要紧,要命的是李死不承认。说谎意味着你不信任领佳节又重阳导、不依靠领佳节又重阳导,领佳节又重阳导如何来重用你?不能升职就要自杀,谁想得到有这种事?你这不是成心寻死么。

我把故事中的人物一个个想过去,李立中的朋友、同事、社会上一面之缘的陌生人,没有一个不是按照自己的生活逻辑,踏踏实实地过着自己的日子。这么多正常的人,一点一滴地促成李立中这个“恐怖份子”慢慢坐大。至此,人人都能变成“恐怖份子”,“恐怖份子”在人人的身边。
这部电影的结尾非常有意思,它提供给观众两种不同的结局:一是李选择了杀人,杀掉上级、奸夫;二是李选择了自杀。自杀与杀人如一纸之隔,不管哪一种,都是社会的悲哀,震撼着人的心。

杨德昌的电影风格非常鲜明。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也是这样,一堆好人促成了一件极坏的事。他的电影老是让我想起黑泽明的《罗生门》,每个人对同一件事都有自己不同的立场、视角、看法,真莫道不消魂相反而扑朔迷离、隐而不见。黑泽明的电影走向哲学,杨德昌的电影走向社会反思与控诉,他们都是经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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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词:幸福

卢梭的所谓自然教育,就是要服从自然的永恒法则,听任人的身心的自由发展。因此,他认为,这种教育的手段就是生活和实践,让孩子在生活和实践的切身体验中,通过感官的感受去获得他所需要的知识。他主张采用实物教学和直观教学的方法,反对抽象的死啃书本。
与自然教育密切相联的,卢梭还主张对儿童进行劳动教育和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的教育,使之学会谋生的手段,不去过那种依高半夜凉初透官厚禄的寄生生活,不受权贵的奴役,自由自在地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权利,人人平等,互助互爱。卢梭认为,只有经过这些教育,才能使儿童的心理免受封建宗教偏见的扼杀,及早地养成支配自己的自由和体力的能力,保持自然的习惯。待他长成成年时,他就会善于选择一个良好的制度,在没有奴役的情况下,经营一小块土地或一个作坊,谋求自己的幸福。
————《爱弥尔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.1982
关键词:幸福
卢梭的意思很清楚:身心是自由的,人际关系是平等的,人靠自身的劳动获取劳动报酬,自然而然的生老病死,那就意味着幸福。
我也觉得那很幸福。不过我还要加上一点:人应当把自身的潜能发挥出来。自己能做到而别人很难做的那件事,做成了,成为了你自己(to be yourself),就是心理学上说的自我实现的意思,那就更幸福了。
那是幸福的上限。再来考究幸福的底线,身心自由和人际平等,赫然发现,原来底线都不易达成。
人际平等需要整个社会的变革,是政治家追求的目标,暂且不表。
身心自由首先要有一个健壮、灵敏的身体,其次有一颗有能力自由思想的头脑。这就是我所谓的“培养目标”。我的梦想,就是希望小然成为这样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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冻煞游

昨天天气极好,一家三口和达里去游泳。仍然是我亲爱的王坑水库,上个礼拜六也去了。
到那儿都四点了,太阳西下,躲到山的背面。水面一片清冷。
既然到了,总要扑腾几下。我和达里游往水库对面,单程100米不到点。小然妈妈身体不允许游,就在岸边捉虾米。等我们游回来,小然竟也脱人比黄花瘦光衣服,抱着救生圈,正在水边踟蹰,嘴里叫着:“好冷啊,好冷啊!”
我说:“没关系的,很快就适应了,勇敢一点!”嘴里说着,就把小然推往水深处了。
说实在话,冷水激得人皮肤麻麻的,头都晕晕的。

江sir一家三口也来了!江爸和江儿子脱人比黄花瘦光衣服,瘦骨如柴。江儿子叫江南岸,小学三年级,他哆嗦着嘴唇,但是一声不吭地下了水。

水面真的很清很清。秋天的水面,没有夏天时的漂浮杂物,大概夏天雨水多而且猛,随着山间小溪冲刷下许多的树枝叶,到了秋天,日日晴爽,漂浮物都沉下去了。本来王坑水库就是饮用水,水质甘冽,我们游泳渴了,就在嘴边“咕咚”一声喝一大口。水库在山的不深处,极其安静,每天除了几个固定的游泳家(他们是连冬天都不放过的),闲人不至,除了绿水,就是青山。松林竹坡,随风呜咽,白云几朵,点缀其上,呜呼,人生不厌,此乐何极!

两个孩子都冻得嘴唇发紫,但是他们都很兴奋。
我问小然:“下次还来吗?”
他很坚定地说:“来!”
他要来便来,他不要来便歇。他自己能享受这样的冻煞游,想必他身心都吃得消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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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心目中的自然教育(2)

自然教育应该是因人而异的,有因材施教的意思。
从大的方面来讲,有的孩子适合学校教育,有的孩子不适合学校。适合学校的孩子,他在学校里情绪比较稳定,身心比较安定,对融入学校这个集体毫无障碍。不适合学校的孩子,他和同学交往有障碍,老师对他不喜欢。适合学校的孩子,他尽可利用学校这个最一般的教育资源,做大家心目的好孩子、好学生。不适合学校的孩子,就要为他考虑学校以外的教育资源,虽然这一点做起来很难。
学校不是从来就有的。我们古代有私塾,古希腊有“学园”,都不是现代意义中的学校。现在的学校,每个人一到入学年龄就上学,学的东西都一样,它对人的培养方式是“批量生产”。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,大量的工厂需要能识字、能计算的人,为给这些社会基本的生产部门提供足够的劳动力,所以出现了平民学校,出现了义务教育。但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都能适应这样的社会教育模式,所以不是每个人非得接受学校教育不可。
人才的产生方式是多种多样的。华盛顿11岁就做了土地测量员,照现在的说法,是做“童工”使他成才;爱迪生是被学校踢出来的,在他妈妈指导下,是在家上学让他成才;高尔基的大学是广袤的社会,小工、流浪汉等他什么都做过;韩寒是高中没毕业,写书、塞车,在社会中磨练让他成长为一个公众知识分子。学校培养了大部分人才,没错,但不一定能培养你所指的那个特定的人。
况且,当今的中国的学校,大都是“不自然”的学校。学校的功课太多,人人都戴起了眼镜,这点就很不自然。学校的功利化太严重,学习是为了一个好分数,好分数是为了一份好工作,这点也不符合自然。好工作只是意味着衣食无忧,得到一个社会化的认可,它与个人的潜能的最大开发、与做人的幸福感并无必然的联系。学校里边专人比黄花瘦制主义盛行,追求统一,消磨个性,这就更不自然。自然的人,“自由之思想,独立之精神”——除了物质上的基本满足,总要有一点精神的境界。
说白了,现在的学校管得太多,管得过死,很不自然。我心目中的自然教育的资源,还是学校外边多一点。(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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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生得出来吗?——谈自然的性教育

晚上回到家,快十点了,妈妈还在给小然读书。小然每天睡觉前都要妈妈给他读书,读些《窗边的小豆豆》、《海蒂的天空》什么的,这一次,读的是马来西亚作家许友彬的《十月》。
我说:“该睡觉了,太迟了!”
妈妈合上书,兀自还沉浸在《十月》的母子亲情里,一把抱住小然说:“这是我的儿子哎!嗯,亲亲!”
小然努力侧着头,不让妈妈亲到,眼睛乜着我,嘴里却说:“那也是爸爸的儿子哎!”
妈妈说:“你是我生出来的!爸爸又不会生!”
小然急了,大叫:“那要是没有爸爸和你结婚,你——你生得出来吗?”
妈妈也急了,说:“就算不结婚,我也能把你生出来!”
小然疑惑了——

我拿出右手一个手指头,捏出指尖一截,对小然说:“诺,这是爸爸的精子。”
又拿出左手一只拳头,说:“这是妈妈的卵子。”
“爸爸有很多精子,它们在水里游啊游,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卵子。但是这个精子最厉害,它游得最快,诺,它摇着小尾巴,在很多的伙伴里边脱颖而出,嘭!一头撞进了卵子里。它们就结合成为了受精卵。后来这个受精卵就长成了你这个小家伙。”
小然睁着乌黑的眼睛很注意地听着,听完了恍然大悟。他乜斜着对妈妈说:“要是爸爸不给你精子,你生得出来吗?”

妈妈估计不会说生得出来,我想。要是她说生得出来,我跟她没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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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德昌电影与社会绝望

我爱看杨德昌的电影,细腻、深沉,贴着生活走——用沈从文的话说。
《南方周末》的文章(2011.9.8.27版)说:
在吴念真眼中,杨德昌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导演,所谓诚实,是诚实面对当下自己对这个社会的观感,从《光阴的故事》有一点片段,还有一点浪漫,到《海滩的一天》,面对整个经济的发展,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疑惑、撕裂,到《恐怖分子》,已经是谁都要害我了,谁都可能是恐怖分子。到了《独立时代》和《麻将》,对整个社会经非常绝望。《一一》里的生死别离已经是非常柔软了。
杨德昌电影的转变,正与当下大陆社会的风气转变相同。杨德昌经历过的台湾,正是当下正在经历的大陆。
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没意思了。官方的新闻没什么好相信的,官方的法律没什么好尊重的,官方的衙门没什么是好人的。官方的一切都在我视野中远去,连官方的网站都懒得打开了。
我可爱的民间,人人都在谈钱。倒地的老人是不能扶的,欠债跑路的老板是有政府来扶的。嘴边吃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放心的,身边的亲戚朋友对“借钱”二字是讳莫如深的。
是非颠倒了,乾坤调转了……这样的社会,何时是个尽头?

怀念鲁迅了。“真的猛士,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,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……”,我真想做这样一个真的猛士,带着一张冷酷的面,怀着一颗冰冷的心,和社会大战于无形,就像唐吉珂德。

然而我还有儿子。还有相濡以沫的妻子。还有声气相投的几个朋友。还有我日渐衰弱的老爹。还有我意气风发的老姐。我割舍不得的人间温情!
我可以在这个肮脏的环境中活下去,但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也活在这肮脏中。我可以如煮熟的青蛙摇摆在热水里,但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失去蹦跶的活力。
让我为以后的人做点什么吧,让我拿出点什么来吧,让我在杨德昌的绝望社会中大吼一声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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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德教育有个前提

读王蒙的文章《华老师,你在哪儿?》,华老师的一次品德教育让人震撼。
一次是我和一个女同学犯了错,要罚站,女同学说:“我出去站吧,王蒙就甭去了,他是好学生,从来没犯过规。”我情急之下,大喊:“同意!”
华老师当时的反应是看了我一眼,摇摇头,叹口气,厉声说:“坐下!”
事后找我来问:“当那个女同学说她出去罚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,你说什么来着?”
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,我无地自容。
“这是我平生受到的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,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,心仍然怦怦跳,不受教育,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?”

华老师无疑是很爱王蒙这个学生的。当王蒙犯了错,让他罚站,还是不站,华老师内心纠结。但王蒙犯错是小事,犯了错居然想逃避惩罚,居然想显示出自己作为“好学生”的特权,这一点就不仅是纠结,而是失望乃至于心痛了。
爱之深,所以当场华老师没有发作,而是厉声说“坐下!”;恨之切,所以事后专门把王蒙叫来。
爱恨都让人两难,但是华老师在强烈的情绪冲动前保持了理性。她问得非常有技巧:
“你说什么来着?”
王蒙确实是好学生,有着好学生的悟性,他早就从华老师的身体语言、语气神态里读出了老师的态度。也许,他的良心早就使他自己内心惴惴不安,只是对品德的错误心存幻想,只是缺少一个人对他一针见血罢了。
什么都不用说了,什么都说不出口了。让良心不安的事情羞于出口,让事情不了了之的幻想烟消云散,惭愧啊惭愧,在同样的错误面前凭什么我想不受责罚?难道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吗?难道我还想否认世界上还有公平和正义吗?
但是华老师没这么说,她只是问:“你说什么来着?”
聪明的学生自会在内心给自己一个交代。有悟性的学生一辈子都在为这个问题交代:几十年过去了,我想到这个问题,心仍然怦怦跳,不受教育,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?

一段师生佳话。
我们老师天天都遇到类似的问题。或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;或根本认为不必没事找事;或出于义愤,当场破口大骂……都不如华老师的处理来得自然妥帖,春风化雨,就在这般细微之处。
这里有个前提。做好学生的品德教育,自己须先成为有品德之人。有品德的人,对品德有高度的敏感性,责任心使他对这般小事决不姑息,理智心又告诉他要讲技巧讲方法。
华老师真是我们进行品德教育的楷模。当前的大环境“重教书,轻育人”,华老师这样的老师就更加弥足珍贵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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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肾上腺分泌得更猛烈些吧

看完姜文《让子佳节又重阳弹飞》,不禁要欢呼中国也有像样一点儿的娱乐片了!

整个故事紧张、节奏鲜明,让人哈哈大笑,也给人淡淡的惆怅,这不是娱乐片是什么呢?可是偏偏有人说它寓意深刻,充满了隐喻。

隐喻呢,也不是没有。比如说:张麻子杀了假麻子,返回鹅城后,不惜血本和黄四郎斗个你死我活。先给老百姓发钱,这一招没用,又给老百姓发枪,然后满城里跑,嘴上高呼:“枪在手,跟我走,杀四郎,抢碉楼!”跑了一圈又一圈,老百姓硬是不接他这个茬。这个时候姜文演的张麻子明白过来了,说了一句:“我知道了,谁赢了就帮谁。”

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隐喻。隐喻了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可笑。什么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、五四运动、南昌起义、国共内战……,如果剥离革莫道不消魂命过于严肃的一面,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看来,不就是“谁赢了帮谁”么。我们讲历史会给它很多很重的意义、影响,可是这些意义、影响都是后人加上去的,当时到底发生些什么事谁知道?谁敢说他知道的就是“正确”的历史?因为历史最大的特性就是无法复原,一切都无法重演了。

可就是这样的隐喻也是在整体的搞笑中的。一两句深刻的话无法改变整个是一出闹剧。

葛优演的汤师爷是一条变色龙的角色,一会儿是县长,一会儿是师爷,一会儿是鹅城县长,一会儿是康城县长,一会是青楼女子的老公,一会又成为山西煤矿的老板娘的丈夫了。搞来搞去,故弄玄虚,就是为了满足部分观众喜欢“猜谜”的爱好。

三个男人的勾心斗角是主戏。不是说三角比较稳定么,三个人斗来斗去,自然能够保持平衡。其实,我想,姜文设计人物就是依照请到的大牌明星来的。他请到了周润发和葛优,加上他自己,那就搞个三角戏。如果周润发不来呢,那么可能就搞个两角戏。如果葛优都不来,那么只好他自己来个独角戏了。至于剧本,剧本只是电影创作的其中一个素材而已么。

还有所谓的“鹅城四美”:刘嘉玲演的县长夫人成熟而妖艳,被强奸的民女一身肉感,出身青楼的花姐纯真无邪,生了个傻儿子的山西煤矿女人充满了母性。有人说,这四个人能够满足所有男人对女人的欲望,照我看,是姜文将电影设计成男人看了都会偷偷地乐呵。

姜文实际上运用的就是好莱坞的流行元素:性和暴力。包括节奏的紧凑、配乐的使用、场面的宏大与精致,无不就是把各种流行元素凑在一起,搞成一个商业片。姜文是在玩,他玩得比较有水平,他的玩只有一个目的——让你的肾上腺激素分泌得更猛烈些。

    但是,我们仍然要欢呼娱乐片时代的到来。让我们把什么意识形态、意义、影响都抛在一边,专心致志来乐呵一回,来开怀大笑一回。笑过了,开心过了,就把它忘掉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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